引言

2017年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播出之后，豆瓣评分高达8.8。这是自2004年总局颁布“反腐、涉案剧不能登陆黄金档”以来首部“解冻”的反腐大剧，应该说，这是现实主义素材影视作品的一次成功着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网络文艺虚构类题材一统天下，现实主义作品在网络文艺中严重缺失，这也带来了一个异象——网络文艺似乎与现实主义无关。这严重制约了网络文艺的发展向度，也抑制了网络文艺走向更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发展活力，可以说是得不偿失，事倍功半。鉴于此，笔者拟从现实主义的误区与遮蔽，现代性及现实主义的美学转型，建构网络文艺的国家话语三个方面论证网络文艺需要建构第四条道路——实托邦的必要性。

1 网络文艺中现实主义的误区与遮蔽

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历来为世人所称颂，这样的传统同时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与尊重。然而，盛行于互联网上的网络文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网络文艺却与现实主义有着一种压抑式的隔膜。

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文艺思潮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现实主义，还有一类就是网络文学的“乌托邦、恶托邦以及异托邦” ① [1]。正是这样的两股文艺思潮使得两大阵营相互之间达到了貌似坚壁清野、水火不容的境地。为什么网络文艺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段采取束之高阁的态度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还得从当下网络文艺的媒介特性和创作生态说起。

①“如果乌托邦指的是现实社会以外的虚构所在，那么异托邦指的是现实社会以内，由权力单位所规划、设想的的一种空间。这个空间是被隔离的却又是被需要的，用以治疗、规训、怀柔、取悦社会成员。从医院到监狱，从购物广场到博物馆，从蜜月套房到迪士尼乐园，因为这个异质空间的存在，反射出‘正常’、日常空间的存在。”参见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附录二：《乌托邦、恶托邦以及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月版，第282页。

就网络文艺的属性定位而言，“网络文艺”既非相对于“传统文艺”，也非同位于“通俗文艺”“大众文艺”。可以看作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在类别上仍归属于文艺大概念之下的一个分支或是类属。毋庸置疑，技术本身是排斥思维的，甚至在一定语境下技术的进步降低了思维的难度，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在与技术结盟的过程中势必会分化出传统文字所不具备的游戏功能[2]。因此，网络文艺是以技术传播为手段、主要采用多媒体制作的一种文艺样式。这是互联网时代语境下网络文化独特性的一种体现。媒介的属性是网络文艺区别于传统文艺样式的主要特征，即网络文学和其他网络文艺主要在互联网界面上写作与发布，文本在互联网平台以及移动阅读器、网络视频、游戏界面上传播，因此，具有及时更新、及时发布和网友及时跟踪、与作者互动、点评的便捷性。网络文艺文本与技术的进步有着天然的同构关系，与技术一起成为新媒体技术的一种衍生品，因此也具备了媒介的属性，既从属于媒介，同时也是媒介本身的一部分。

诚然，媒介先于文艺的逻辑特性决定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媒介就没有网络文艺。因此，媒介是网络文艺的基因，同时这种基因也决定了网络文艺与现实主义之间有着复杂的暧昧关系。一是媒介的意识形态是缠绕于现实主义的一根难解之藤。在媒介属性的早期，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媒介的话语权，被控制着话语权是媒介的本质属性。二是媒介发达之后，媒介技术至上性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对技术超乎寻常的“信仰”则僭越了社会公共关怀，此举成为破坏传统社会价值观的“罪魁祸首”。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段，在网络文艺中的缺席是不必争论的事实。首先是早期的创作主体对这种创作方式的扬弃，主要表现在早期的少数创作者对意识形态化的“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刻意回避，这是个别民间文艺分子对抗主流“先锋文艺”的一种策略，或是一种回避；后来，大规模的民间创作队伍的壮大，网络文艺被认为是一种快速的“致富”手段之后，呈现出所谓“全民写作”的商业化之路，网络文艺自然又经受了一定的市场选择。另外，客观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市场基本上都被传统文艺把控，异军突起的网络文艺则在“非现实主义”领域占得了先机，继而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创作模式——类型化的创作思路。因此，网络文艺基本上以历史、玄幻、修仙、穿越等为主，“非现实主义”类型成为主流，构成了网络文艺的脸谱。

对于网络文艺来说，现实主义真的那么面目可憎吗？回答是否定的。就笔者看来，网络文艺之所以回避现实主义，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写作难度的问题，其二是新型网络文艺美学观的建构问题。

首先是写作难度上的问题。世界范围内的现实主义鸿篇巨制不在少数，很多都是社会发展的缩影，也是影响人类进程的经典之作，但是这些作品耗时之长、内容之巨绝非想通过当下试图通过短平快的创作手段谋求“发财致富”的快餐作品可以企及。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鼻祖W D豪维尔斯曾这样乐观地宣称：“因此，我们的小说家应该让自己关心生活中最令人振奋的方面，那才是最具美国特色的，要在个人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中寻找普遍性。”[3]姑且不谈豪维尔斯自己有无这样的巨作，但就其在“个人利益中寻找普遍性”何其难为？

其次是新型网络文艺美学观的建构问题。网络文艺既有多媒体的媒介技术美学特征，同时又有“社交软件”的“交互、游戏”的娱乐、快活的“网络性”美学特征。因此，以任何一种成规的既有美学观去关照，去阐释、概括难免都有失偏颇。中国当下的普遍社会语境主要可以划分为凸显宏观上的“历史主义”和微观上的“个人价值”两大思想潮流，网络文艺的类型基本是围绕着这两大社会思潮衍生出来的。即使玄幻、穿越、灵异这些虚构类型文学作品也，是围绕着“人”的价值开发以及“人”存在的终极指向来展开，家庭婚恋、耽美、同人、总裁和种田等类型几乎也是集中指向于日常欲望美学，无一例外都与“社交性”的网络文学属性密切关联。网络文艺的逻辑起点由此展开，使它与传统文艺拉开了距离。所谓的“网络性”内涵大抵也指的是这个。当然，网络文艺的“话语”体现出的所谓“网络性”的局限也会随之而来，在“文学性”上与传统文学拉开距离也是必然的。“在批判的语言学家那里，这样的对话关系呈现着‘互动控制特征’：谈话的转换得到均匀的分配，话题的选择和更换，问题之得到回答，等等。” [4]总之，网络文艺内在的“互动控制特征”牵制了情节与故事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延展，创作主体须兼顾到读者、虚构对象的“互动对话”，在虚构力上无法企及传统文学的想象力。因此，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依凭着技术和类型，制造出一种非艺术的“陌生化”效果。这也是网络文学在艺术想象力上的短板所在，与“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2 现代性与现实主义的美学转型

当代中国文艺进入一个非常时期，急遽发生的社会变革要求新的文艺样式介入，能够给社会肌体注入积极、能动的艺术因子。目前的文艺远远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也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倡导一种新的网络文艺样式显得尤为紧迫。面对网络文艺现实主义创作手段的日渐式微，需要在对现实主义进行反思的同时，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摈弃偏见，打破成规，以极大的改革勇气直面现实，对现实采取积极的干预，让艺术精神贯穿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素材，创作出既符合时代要求又能超越当下的现实主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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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需要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对当下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论进行系统考察，特别是对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和敏感问题进行理论总结，鼓励文艺在现实主义创作上开创新的尝试。当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高度重视文学艺术的力量，正如余秋雨所指出的：二战前德国崛起时一再强调自己是诞生歌德、席勒的民族；如今的美国也尝试用好莱坞的电影感动世界：“感动世界的文化形象是国家崛起的非常重要的力量。打动人的一定不是宣言，而是艺术作品。所以一定要把古典美、传统美、东方美推广出去，感动世界。”同时余秋雨还提出：“历史一方面不断被回顾，另一方面又要不断解构，最好的解构者其实不是新一代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用人心的自然逻辑重新感受历史风浪、评价历史人物。” [5]

建构新型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完全可以承担这样的使命，新型现实主义美学必须具有超越的“现代性”特征。具体到文艺，就是文艺在走出“启蒙、革命和抒情”之后，其使命如何确立？需要对实用主义美学进行重新定义。如果依然囿于成规与偏见，那么我们的古典美、传统美和东方美不但不能推广出去，连发掘的可能都不会有，因为我们对这些曾经忌惮到批判，甚至扭曲到完全抛弃。因此，我们需要在现实的历史情境中重新找回中华民族文化中曾经有过的尊严，更需要建构一种既有宽广历史胸怀，又有远大的世界文化视野的美学基础。这样的美学基础不在想象之中，也不仅仅存在于“乌托邦、恶托邦以及异托邦”之中，而就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警惕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日渐传媒化，这会带来另一种错觉，即：现实的非现实化。“现实的描述与仿真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且渐趋失去它的意义。因此，传媒本身越来越以虚拟和游戏的模式呈现它们的画面。另一方面，这没有让我们远离传媒。虽然我们知道这些画面可能撒谎，我们仍然在挑选频道。很明显我们更喜爱另一个后果，即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走上非现实化之路。其次，对传媒—现实的这一态度，也越来越扩展到我们日常的现实，这是因为日常现实日益按传媒图式被构造、表述和感知。” [6]96-97因此，需要我们对阅读视角进行整体性的调整，否则就会出现偏差，造成幻象和误判，因为“电子世界的高度发展，并不像一些传媒狂热者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那样，简单地超越或吸收了传统形式的经验，而是重新确认日常生活的经验，以补充传媒经验的不足” [6]99。

与此同时，不可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网络文艺创作生态的现实问题。作为网络写作的主体——网络作家、写手、编剧等，这个群体在互联网背景下经历了从文学被写对象到写作主体的飞跃，没有创作主体自身的“现代性”自审，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诚如郭艳概括的那样：“当下中国青年写作的社会情境和以往时代具有本质性的差异。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生活境遇日渐现代，社会全方位又千疮百孔地进入全球一体化，物质以最坚硬的方式改变了东方中国的生存样态，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偏僻的角落都无法藏身，被规划成所谓现代的村庄和流动在大都市的农民工们，成为隐藏在中国都市文化暗夜中的巨大阴影，也成为中国社会现代性方案最为锥心的疼痛。时间以无声而炫目的方式让所有能够操持汉字的写作者们进入一个迥异于传统的现代，即便是蚁族，他们在城乡接合部的蜗居中也以最世界化的网络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当下中国生存的感知。” [7]可以说，这是包括网络作家在内中国青年一代写作者所共同面对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文学的母题与作者处在一个交互的纠结中，诞生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的网络作者穿行于历史的洪流中书写自己的人生与思考：一方面他们得打理自己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在网络文本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同时给读者粉丝以愉悦，给网站带来创收。这个过程极其诡异但也超乎寻常。

任何回避作者主体以及被描述对象来谈中国当下的现代性都是抽象甚至虚妄的，当下的网络文艺创作者的创作现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特殊又具体的现实，他们的人生状态被郭艳描述成这样一种情形：“中国当下的青年写作者远离‘学而优则仕’的古典人生样态，也不同于近百年中国社会外辱内乱的苦难境遇，同时也日渐远离政治、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桎梏下板结固化的思维模式，写作者们被抛入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巨大转型中，个体盲目地置身于无序而焦虑的生活流之中。这些人是时光的闲逛者，是生活夹缝中的观察者，是波涛汹涌资本浪潮中的溃败者，是城乡结合部的逡巡者……而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下中国社会狂想般无极限的现实存在，真的如波德莱尔所言‘一切对我都成为寓言。’由此从文学史背景而言，中国青年写作者与古典文学兴观群怨、怡情养性的诗教传统断裂，写作既无法直接和庙堂国家接轨，又无法真正回到自娱自乐的文人文化状态。” [7]

现代性的诡异并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有着复杂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基因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也有全球化带来技术程序的升级而引发的社会复杂变革。正是因循这样迂回往复的社会变革路径，我们发现当下中国的现代性同样有着缠绕的复杂性。个人与日常生活的神圣性同样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网络生活作为个人与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一部分人，尤其是网络创作者的基本生活环境。它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文本上或是想象的图景上，显得具体而真实。因此，破解的抓手在于：一是增强现实主义的穿透力，使现实主义成为网络文艺创作的主流；二是积极改善主体创作生态，促进网络文艺创作者了悟自身所处的历史境遇，自觉吸收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实现自身角色的转变；三是催生培育、引导新兴阶层对网络文艺创作的积极性，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为网络文艺的发展储备人才。

3 建构网络文艺的国家话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主义甚嚣尘上，恰逢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涌入中国，催生了中国文艺“个人化写作”以及“小市民写作”的文艺之风，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宏大话语表述式微，这也是网络文学诞生之初的社会文化基础。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全球文化语境中，需要一种文化凝聚亿万人民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同时还要团结全球华人，弘扬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为人类的进步贡献力量。因此，需要在互联网互联互通的背景下建构中国网络文艺的国家话语，以期通过互联网平台传播到世界各地。

网络文艺的国家话语包括：表述对象的国家性，语言的民族性，话语方式的民族、国家性，传播的多质性，评论及译介的多元性以及学术研究的多维性。这些并不因为以国家意志为中心的表达而牺牲网络文艺的大众性和通俗性，甚至应该与“个人的神圣”并行不悖，这样才能既体现出国家话语的严肃性、权威性，同时也蕴涵着普罗大众的娱乐性和游戏性。整体而言，应通过国家层面对网络文艺生态进行全面提升，这里面既包含着对内容的全面提升，同时通过艺术样式来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性。这样的审美性同时涵盖了个人和社会组织，对现代化预设方案进行全面审察，把提高人的觉悟和素质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胡传吉认为：“完成个人的神圣性，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任务，也是中国文学世界里未完成的现代性。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很大程度是与现代化核心诉求之一，即平等，紧密相连的。” [8]平等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母题。互联网的出现让一部分愿意在其上耕耘的人们多少获得了远比传统社会更难得到的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尽管这样的空间也已经渗透着尼采所指的“权力与意志”。不可否认的是，相较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只不过，如何利用这样有限空间会成为未来人们面对的现实。以及如何从现存的物质与精神的二维空间里突破束缚，回归“人”这一本论上来。有人断言：“当实现了现代性文明转换后，一种新的文明方式就会将现代性所具有的技术异化和单向度的片面性给予铲除。虚拟世界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是现代性文明发展聚合效应的体现，网络化的庞大时空交错必然聚合起解决现代性困境的强大动力，实现现代性文明创造性的转换。” [9]

众所周知，传统现实主义国家话语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但是，我们需要对这样的传统进行重新的体察和考证，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根源并且要寻找到解读历史、阐释自身的整体、有效的普遍方法。汪晖指出：“在我看来经过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用徐冰的话讲是崇洋媚外，或者以西方为方法的时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在它的透视之下来看待的。第二个过程，到今天还很流行，即对抗性的方法，事事归结到自己的传统，强调自己的差异，强调自己的特殊。我不是一个特殊主义者，我们每个人的经验和思考的方式，我们关注的整个的经验都在一个历史里面，可是它的确不只是要解释你自己的世界，而是要解释这个世界。某一个场合、某一个时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对自己历史的解释也包含在这样一个普遍性里面。” [10]这需要一种强大的超越力量，在“乌托邦、恶托邦以及异托邦”之外探索出“第四种道路”——“实托邦”，以实用主义的娱乐快感为机制建构起来的一种新型美学方式。“实际上，大多数美、艺术和娱乐的快感不仅是在缺乏永恒性的情况下而具有价值，而且正因为没有永恒性而更有价值。” [11]这样一来，我们反对机械地用娱乐性、游戏性简单粗暴地去对抗现实主义，甚至凭借此在现实主义中排斥网络文艺所兼容的娱乐和游戏的快感性。

真正的现实主义在哪里呢？果真神秘、怪异到难以捉摸，甚至丰富到可以忽略不计吗？在笔者看来，现实主义在人民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实践中，也在奋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良社会秩序走向温和、进步的智慧里，需要文艺工作者走进基层一线，深入生活，目及四野、眼观八方，体验火热的生活带给人的感性认知，而不是迷信书本、追逐碎片信息、断章取义理解历史。否则，一方面造成了历史、当下以及未来的断裂；另一方面又使得带着偏见的成规约束了创新思维，造成了理解上的偏差，态度上的摇摆不定，深层次影响到改革的成果能否惠及人民，能否改到实处。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诚如鲁迅说的那样：“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既是一种精神的砥砺，也是一种烛照人心的现实主义勇气。

当下中国的现实，需要真心关心民瘼的知识人、需要植根于人民大众之中的“布道者”“启蒙者”，还应有与人民一道同甘共苦的公仆意识……所有这些，都可以化为一道历史的洪流，承载起解释中国、描述人民奋进的发展之歌，强国之诗。这也是不辜负人民艺术之名的善举与承诺。

4 结语

总之，在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现实实践中南康白起跳江事件，需要一种高瞻远瞩的人文情怀以及能够包容异质世界的文化思维，以一种“新”的姿态来建构新型的美学样式，这是文艺的历史选择。这样的“必要性”正如王德威指出的：“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文学的必要性是什么？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持续讨论文学，原因之一就是肯定文学能借由文字、意向以及叙事所焕发出来的能量，化简为繁，增益想象，在看似一成不变的历史现状中，创造出梁启超所谓‘不可思议’的可能——这是文学参与公共议事的方式。” [12]这也是在“乌托邦、恶托邦以及异托邦”之外的“实托邦”的内涵所在。